佛教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地位。佛教僧侣或依寺院或游化托钵，遵循戒律，规范修持和弘法传教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中国僧尼虽然基本遵守印度佛教的戒律和教仪，但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，在若干方面也相继产生了变化。在这一制度、教仪和生活中国化的过程中，东晋道安法师和唐代道宣律师、怀海禅师等人，都作出重要的贡献。

僧官制度的设立是佛教制度中国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。自秦代以来，皇帝自命为天子，中央专制集权制决定了君权高于神权和人权。汉代西来僧人就由政府机构大鸿胪(寺)接待，姚秦时更正式设立了僧官制度，由朝廷任命僧人管理全国佛教僧尼事务。此后历代因之。中央专制王朝牢固地掌握着僧尼名籍簿册、寺院僧尼数目以及僧尼行为模式和活动内容。这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。

随着佛教的发展，中央专制王朝的“沙汰沙门”行为时有发生，更有甚者还发生了三武一宗灭佛事件。灭佛的原因相当复杂，灭佛的影响也是多重的，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推动禅宗走向山林。

东晋时代杰出佛教学者道安，常年从事佛教的研究、著述和弘扬，四方之士闻风前来，法席极盛，形成了一个数百人的僧团，因此着手定制僧规。《高僧传》卷五本传云：“安既德为物宗，学兼三藏，所制僧尼规范，佛法宪章，条为三例：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时，行道饮食唱时法；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天下寺舍，遂则而从之。”又魏晋时沙门依师为姓，姓各不同。道安认为，“大师之本，莫尊释迦。”改姓释氏。改姓不是中国化的举措，但道安统一僧尼姓氏，规范僧尼内部生活和斋忏仪轨，这对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、独立僧侣阶层的形成，以及佛教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。

戒律是佛教徒修持生活的制度性规定。唐代律宗创始人道宣律师以《四分律》开宗弘化，为中国僧尼提供了行持的规范。《四分律》系上座部系法藏部所传戒律，其中规定比丘戒250条，比丘尼戒348条，从行为、言论、思想三个方面对出家僧尼的修行和衣食坐卧作出洋尽的规定，同时对违犯者也作出相应的惩罚规定。道宣强调《四分律》通于大乘，圆融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并以大乘三聚净戒为律学的归宿。道宣的律学思想合乎中土学人对大乘佛教的精神需求，因而得以盛行流传。后来，随着传戒的流行，更设立戒坛、戒场，开设律宗道场，并形成中国特有的授戒仪式“三坛大戒”，由此只有受足三坛大戒者，才被公认为合格的大乘出家人。

唐代禅宗僧众多半住在律寺，由于参学的人数不断增多，住在律寺有诸多不便，一些禅师便率众开辟荒山另建丛林，然而丛林没有规章制度。百丈怀海禅师乃折中大小乘的戒律，制定禅院清规。禅院的最重要特色一是确立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规制，实行“普请”(集众作务)法，上下协力劳动；二是不立佛殿，只设法堂，表示遵循佛祖嘱咐，以现前的人法为重。此外，还规定以具道眼的禅师，号为“长老”，住在方丈；参学人众都住在僧堂等。“百丈清规”使禅宗丛林有了规范，这是唐代佛教制度建设的最大成果，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标志着佛教制度、教仪和生活的中国化的完成。

还应当论及的是在佛教制度、教仪和生活的中国化过程小，与印度僧人托钵为生不同，中国僧人虽游化可以托钵，也到其他寺院挂单，但定居时，必须依照中国的习俗不得沿门托钵。这样就有了自行举炊之制，进而就有自筹资粮，集财蓄财，乃至经营田地山林，治理产业，其结果是带来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，也带来了世俗化。此外，中国僧尼的服饰、食法(使用筷子)、素食、坐姿、礼拜以及忏法等，也都作出了适应国情的调整，这些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。

中国佛教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努力，从整体结构上实现了佛教中国化，完成了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项宗教文化创举。（信息来源：摘自《菩提道》）